一双拖鞋走印度:在加尔各答当义工的生活

来到加尔各答，这里是我环游印度的第一站，先在这里做义工  
        凡是去加尔各答的外国游客几乎都想看一下特蕾莎修女的故居，特蕾莎修女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她一生中的大半时间在印度行善，把一切都献给了印度的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多年来，到印度瞻仰她的故居做义工是很多游客的心愿。我本来是想看一下的，因为知道做义工要事先联系。   2011年10月9日我刚到加尔各答，住在背包客街区萨德街的MARIA HOTEL。旁边紧挨着的就是LP上推荐的PAKGON HOTEL。那里有一些中国游客，都是年轻人，其中一个叫阿丽的女孩来自广东，英语不错，我请她陪我去加尔各答的外国人订票处买下一段行程的火车票。阿丽爽快答应，但是说她明天上午要去做义工，只能中午和我去。我说正好我要去看一下特雷萨修女故居，是否早上可以和她一起去，她说没问题，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和她一道做半天义工。我求之不得。    第二天一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6:30就到PAKGON HOTLE门口等阿丽。一会儿阿丽出来了，我跟着她往特雷萨修女的故居走去。特雷萨修女的故居准确的名称是MOTHER HOUSE,从我们住的地方走过去要十来分钟。一路上看到很多欧美年轻人也往那个方向走，阿丽说这都是去做义工的。

                          （特雷莎修女故居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小巷子里）

             （但是巷口的马路上有印度政府设立的牌子，规格、制作与泰戈尔故居的完全一样）

                             （仔细看，故居朝马路的一面也有提示）

    到了MOTHER HOUSE ，外面看是一个很不显眼的小门，进去是一个庭院，再往里走是一个大房间，里面已经满满一屋子各国义工了。主要是年轻人，欧美人居多，少量的亚洲人也多半是日本、韩国人。大家都在吃早餐，早餐是免费的，很简单，就是面包片、印度奶茶和香蕉，放在一个大桌子上自己取。每个人吃完后都自己洗自己的杯子。当然也有义工负责回收。7：30早餐结束，有修女带领大家面向挂着《圣经》内容的墙角朗诵经文，之后又集体唱了一段圣歌，然后一个修女站在一条长凳上讲话。我英文不行听不懂，但是猜得出是交代做义工的注意事项，因为那个修女拿出一张照相机上打叉的图片，肯定是说不许照相。修女讲完后又带领大家围着几个站成一排的义工击节唱歌。我旁边的马来西亚女孩康玲告诉我这首歌叫《义工最后一天》，是唱给今天就要离去的义工的。每天都有离开的义工也有新加入的义工，所以这些都是每天的常规仪式。我只是觉得这一幕很温馨，因为大家都是那样由衷地歌唱向他们道谢。

     （庭院里的特雷萨雕像）

    唱完送别歌，屋子的一面卷闸门拉开就是大街。义工们蜂拥而出，有的赶紧拍照留念，更多的是各自去往今天的义工地点。阿丽告诉我，特雷萨修女组织在加尔各答的慈善场所有三处，分别收容不同状况的印度人，她带我去的是专门收养残障儿童的地方。我们先是坐公交车接着又坐TUTU(印度的一种三轮出租车）来到喧闹大街旁边的一条小巷的残障儿童院，是个“回”型的楼层，好像2楼开始就是孩子们的房间。一间间大房间里排满了很多张带护栏的铁床，里面都是肢体残障或者脑残的儿童。阿丽已经很熟悉这里了，进门就亲热地摸孩子们的头，喊他们的名字。她说这里总共有五十多个孩子。我们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帮孩子们换床单。孩子们都已经到活动室做各种康复治疗了，床是空的，脏床单已经拿走，我们要做的就是先用消毒液擦拭床上的皮革垫子，皮革垫子是因为孩子们都是大小便不能自理。擦完后再把干净床单铺上。活儿说简单也不简单，几个老外义工就铺得不对阿丽还要教她们。

                （我做义工的残障儿童院。只能在进门前拍一张，进去就不能拍照了。）
         铺完床单，义工们都到天顶露台，这里是个洗衣场，有几个大铁盆和几个水泥池子，地上堆满孩子们换下来的衣物和床单。这里的印度雇工教我们如何分门别类和不同先后把这些要洗的东西放到一个放过肥皂粉的大铁盆里，然后我赤脚站进去用力踩。我开玩笑对阿丽说：“我是洗衣机的滚筒！” 肥皂粉池子踩过后，再把衣物移到旁边的清水池子里洗净再取出来拧干。我们在楼顶的义工有十几个，包括澳洲墨尔本的一家三口、一对澳洲情侣、一个非常瘦弱的日本女孩和西班牙的一个大高个，他的医生妻子在一楼帮前来求医的印度穷人看病。10月的加尔各答还很炎热，在屋顶露天干活每个人都汗流浃背，大家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但是边干活边聊天倒也效率挺高，不一会就把地上几大包衣物床单洗好晾晒在露台的铁丝上。
        洗完衣物阿丽叫我到楼下义工休息室，说是有个休息喝茶的时间。义工们都挤在小小的休息室自己倒奶茶、自己取饼干，休息了不到十分钟然后就开始直接为孩子们做按摩等各种康复训练。有两个之前没看到的欧美女郎坐在地上为孩子按摩手脚，估计她们早就在这里了，那种专注认真的神情令人印象深刻。阿丽把一个男孩子交给我让我训练他走路，这个孩子有严重的肢体残障和头脑残障。我搀着他的两个胳膊引导他一点点往前走，经常是走不了两步孩子就瘫软下来，必须始终架着他走。说实话弯着腰搀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而且是无法正常交流的孩子几分钟下来就很累。练习了一会，到了孩子们的午饭时间，义工们都来到一个厨房兼饭堂的大房间学着印度雇工的样子帮孩子喂饭。这些孩子都是属于残障程度比较重的，被放在类似于轮椅的小车里，胸前围着围巾，有的还用皮带固定住手脚，由义工们一勺一勺地喂饭。应该说能配合吃饭的孩子不多，有的孩子不愿吃用手推挡，吃进去的立刻吐出来。我旁边那位澳大利亚三口之家的妈妈年龄也有四十多了，肯定有过带孩子的经验，但是她喂饭的那个孩子就很不配合，急得她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向印度雇工求援换成印度雇工来喂，其实还是不行，只不过印度雇工没有义工的耐性，像填鸭一样拼命往孩子嘴里塞。当然，也有一半是被吐出来用围脖擦掉了。总之每个孩子的那盘糊状的饭都要喂光才算完事。
       喂过饭，印度雇工把孩子的轮椅推给我们，告诉我们推倒几号房间床上的名字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推着轮椅找到房间和床，把孩子抱到床上。
       上午半天的义工就是这些事。累人且枯燥。影片《特蕾莎修女》中，特蕾莎对一位来自英国的志愿者说：“我的孩子，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呆在这里吗？但是一个礼拜后他们就离开了。”我自问，要是连续做一个星期能否坚持下来？我不敢肯定。
       特蕾莎修女(1910～1997)是阿尔巴尼亚人，1948年远赴印度加尔各答，两年后正式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竭力服侍印度贫困中的最穷苦者，被称为“贫民窟的圣人”。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病逝后印度为其举办国葬。她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德蕾莎修女留下了4000 个修会的修女，超过10万以上的义工，还有在123个国家中的610个慈善工作。
      影片《特蕾莎修女》中还有句她的台词：“那些人会花掉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更多。”的确，这个世界上有钱并愿意拿出来做善事的人很多，但是愿意并且能够像德蕾莎修女那样几十年如一日做如此琐碎枯燥又辛苦的事情的寥寥无几。古语“久病床前无孝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光标好当，特雷萨难做；“陈光标们”捐再多钱也得不到诺贝尔奖，特蕾莎却理所应当。
      特雷萨修女是天主教会自豪的典范，天主教会一直以悬壶济世为己任。1949年前西方教会在中国也建有大量的孤儿院、育婴堂、教会医院等慈善机构。但是中共建政后与西方世界严重对立，使得1950年后所有西方教会人员被逐出中国大陆，即便有特蕾莎这样的人想来行善也不得其门而入。
      今天的中国也和印度一样依然有贫富差距，弃婴、残障儿童、精神疾患、生活无法自理者等穷苦人群同样是个社会问题，只是社会救助职责始终由官方统起来。即便有非政府组织想参与也有很多限制。很多常住中国的外国人士的妻子想做义工但要事先向有关方面申请，等待甚至好几个部门的审批还未必能如愿。另一方面，近年来去印度做义工的中国大陆年轻人愈来愈多。我在加尔各答PAKGON HOTLE的两个晚上总共遇到9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年轻人，都或长或短在MOTHER HOUSE 做义工。有一个陈姓上海女孩花了五千多元机票钱9月28日飞到加尔各答，10月10日假期满了才晚上飞回上海。她到印度的目的很纯粹，就是利用国庆大假做义工。
    阿丽说：“被别人需要是很幸福的事情。一个人再有钱，天天山珍海味只有自己知道，有什么意思呢！”小姑娘说的很朴素，但很耐人回味。   

                  （我在加尔各答MARIA HOTEL的房间 150卢比一天 相当于20元人民币）

  （房间很简陋 卫生间和浴室在院子里 是公用的我的隔壁几间都住满了各国背包客他们都是来做义工的）